為什么會發生抑郁癥？
　　這是目前科學上還未解決的問題，但研究工作還是進行了不少，現在比較明確的有這樣幾種發現：
　　1．遺傳因素：許多研究都發現抑郁癥的發生與遺傳因素有較密切的關系，但抑郁癥不屬于遺傳性疾病，遺傳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家譜的調查和對雙生子的研究。
　　據調查，抑郁癥患者有精神病家族史者可高達30％～41．8％，抑郁癥患者的親屬中患本病的幾率遠高于一般人，約為10～30倍，而且血緣關系越近，患病幾率越高，據國外的一份調查資料報告，抑郁癥患者親屬中患同病的幾率：一級親屬（父母、同胞、子女）為14％，二級親屬（伯、叔、姑、姨、舅、祖父母或孫子女、甥侄）為4．8％，三級親屬（堂、表兄妹）為3．6％。
　　國外有關雙生子的研究，發現雙卵雙生子患病率為16％～38％，單卵雙生子為33％～86％，最高可達92．6％。雙生子的寄養研究也發現有同樣情況。
　　以上資料說明遺傳因素在抑郁癥的發生上有肯定的作用，但這主要是指情感性精神病抑郁癥。至于其他的輕性抑郁癥，如抑郁性神經癥、反應性抑郁癥等則個性及環境因素可能起到更大作用。
　　2．生化代謝：腦內神經遞質是研究得較多的一個內容，這種理論假說主要來源于精神藥理學的研究。臨床研究發現某些抑郁癥病人尿內去甲腎上腺素的代謝產物量較對照組明顯降低，反映病人腦內去甲腎上腺素減少，饒有興趣的是，當抑郁轉為躁狂癥時尿內的這種代謝產物卻排出增高，這說明躁狂和抑郁與腦內的去甲腎上腺素量有關。又有研究發現，不論躁狂或抑郁病人，腦、腦脊液、尿內的個羥色胺及其代謝產物的含量均低。這些發現說明抑郁癥患者體內的生化代謝有異常存在，5-羥色胺缺乏可見于躁狂或抑郁癥患者，是兩者發病的共同生化基礎；而去甲腎上腺素活動增高時出現躁狂。活動降低時出現抑郁。
　　3．神經內分泌功能失調：很多研究發現抑郁癥病人存在下丘腦一垂體一腎上腺軸功能異常，抑郁癥患者血漿皮質激素和17-羥皮質類固醇的含量增高。正常人服用地塞米松后，可抑制皮質醇分泌，而抑郁癥病人服地塞米松后，未見皮質酸應有的抑制現象，此即用以診斷抑郁癥的所謂“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ST），不但可幫助診斷抑郁癥，而且可以鑒別是情感性精神病抑郁癥，還是抑郁性神經癥。
　　還有發現抑郁癥病人存在下丘腦一垂體一甲狀腺軸功能異常，正常人接受一試驗劑量的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后。血清促甲狀腺素量有明顯增高，而抑郁癥病人對此試驗反應遲鈍或無反應。
　　雖然這些實驗變化可見于抑郁癥病人，但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出現，因此還不能肯定就是抑郁癥的發病原因，只能推測這些神經內分泌功能失調可能與抑郁癥有關。
　　4．心理和社會因素；首次發病的抑郁癥病人的半數以上可發現有心理和社會因素，但其中有很多講究，抑郁性神經癥和反應性抑郁癥的發病都無例外地有心理和社會因素存在，尤以后者為明顯，沒有精神刺激何來反應性抑郁癥呢？但至于情感性精神病的抑郁癥發病是否與精神刺激有關，還是值得細細推敲的，有的病人實際上先存在抑郁情緒，在此基礎上遇到些對一般人來說不成刺激的“精神刺激”，例如工作加了班、任務忙了些、調動了工作、受了點批評．或因為家庭矛盾、人際關系不睦等．這些所謂刺激對于原來的他們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由于心境處于不佳狀態，這些“刺激”的份量就重了三子是出現終日沉悶不樂、憂心忡忡、坐臥不安、睡眠不佳，病發后有的家屬去責怪這些“刺激”，罵“都是你不好”，這樣做其實是不公正的，但這些“刺激”對已發生了的疾病是否起到了加重作用，則根據情況有時倒也難免其責。還有時是病人或家屬把這些“刺激”作牽強附會的引入，這些“刺激”可能以前存在過而以后實際已消退了的，也有些僅僅是家屬推測出來的事情當作“刺激”。以上這樣說并不是否定心理和社會因素對抑郁癥發病的作用，而主要說明要客觀地看待其影響，確實也有部分抑郁癥病人是在受到某種精神打擊后發病的，但以后的發作可能在沒有任何精神誘因下自然發病。
　　總之，抑郁癥的真正發病原因目前尚未闡明。可能與以上因素有關，每一個病人的具體發現亦并不一定相同，說明情況還是很復雜的，因此在目前的治療手段，還不是根本性的治療，也不能單一地進行，要采取綜合性措施，譬如有的學者還提到抑郁癥的發生與幼年經受的精神創傷有關，如缺乏母愛等，則要重點進行心理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