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快步跑到公交車站，結果車剛剛開走，是否會有些后悔當初不跑快點?當然我們也有這種后悔：后悔自己在學校時沒有好好用功或者后悔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太少。長期后悔和短期后悔兩種情緒雖然在命名上使用同一個詞，但是他們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緒狀態。長期后悔更多帶著留戀、懷舊，甚至帶點溫暖的情緒，而短期后悔似乎更強烈。

　　假設有兩位股民，一位將他買的B公司的股票換成了A公司的，結果，現在B公司的股票大幅上漲，他發現如果當初繼續持有這些股票，就能賺得1200元;另一位股民，他一開始買的就是A公司的股票，雖然曾經打算換成B公司的，但是終究沒有付諸實施，同樣，他也很后悔，因為如果當初換股，現在就能賺得1200元。

　　雖然故事的經過不同，但他倆都損失了假想中的1200元，現在，又同樣陷入了自責和后悔中。問題是，你覺得他倆哪個更后悔呢? 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丹尼爾·卡尼曼及其長期合作伙伴阿莫斯·特韋爾斯基在1982年進行的一項經濟心理學研究。

　　在當時的測試中，92%的受試者認為前者更后悔。研究者推測說，這是因為想象前者沒有換股繼續持有，比想象后者換了股更容易。這項研究被認為是關于后悔研究的經典實驗。1986年，卡尼曼提出了“作為效應”來描述這一現象，并用標準理論對其進行解釋。標準理論認為通常情況下，“不作為”是正常態，而“作為”是反常的，因此，想象繼續維持“不作為”的狀態要較為容易，如果“作為”了但依然引起負面的結果，就會激起更為強烈的后悔情緒。

　　再來看看下面的例子：兩位乘客都遲到了30分鐘到達機場，結果，克雷恩被告知，他的航班早就準時起飛了，而托馬斯則得知，他的那班飛機延遲了25分鐘起飛，恰恰在5分鐘前離開。這次很容易判斷，顯然托馬斯會更后悔——這也是卡尼曼曾做過的實驗，96%的被試者都做出了這樣的判斷。研究者用“時間參數”來解釋這一現象，因為托馬斯很容易想象這樣的一幅場景：他只需要早趕上5分鐘就好了;而對于克雷恩來說，則需要想象30分鐘的時間，這可要難多了。

　　但是，中科院心理所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的李紓研究員對這個解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在誤機的案例中，兩個乘客都“作為”了，但是“作為”的結果離預期值的接近程度不一樣，那么，這個因素是不是會影響他倆的后悔程度呢?他將該因素稱為“接近性”。

　　李紓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并就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心理研究。今年4月，他和合作者梁竹苑博士后在《應用社會心理學雜志》 發表了一篇論文：《作為/不作為和后悔：接近性的調節效應》，這篇論文用了5個實驗來反復驗證這一假說。他們發現，行為引起的后悔程度受到“接近性”這個因素的調節，并不是像以前認為的那樣只與“作為”或“不作為”有關。

　　李紓表示，并非“作為”了就會更后悔，要是做了點什么，讓結果離預期值更遠了，那引起的后悔程度就會比“不作為”還小。只有當作為的結果接近但又未達到預期值時，“作為”更后悔。這種解釋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體驗非常吻合：如果自己的行為結果與目標只差一點點，那么就會覺得相當遺憾，后悔自己當初為什么沒有再加把勁。

　　回過頭來看看那個股市的例子，卡尼曼所列舉的“作為”可能只是既沒有接近又沒有遠離預期值的特例：做無用功的作為。第一個股民雖然“作為”了，但沒什么效果，跟第二個股民“不作為”的結果一樣，這個例子里的“接近性”為零，所以“接近性”這個因素在這里沒什么影響。

　　雖然經濟心理學的研究看起來只是純學術上的探索，但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李華芳研究員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國內關心的人還很少”。

　　以前也有研究者曾質疑卡尼曼1982年的經典實驗。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家托馬斯 ·季洛維奇等人指出，卡尼曼的研究只是測出短期內的后悔心理，但是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長期后悔”，當你時隔一年或十年去回首往事的時候，如果依然為當初的抉擇感到后悔，那就不一定表現出作為效應了。

　　季洛維奇和同事對60位成人進行電話訪問后發現，當問及“回首你一生，想想你后悔的那些事”時，75%的受訪者提到的都是那些他們沒有做但希望做了的事，例如“我后悔在大學時不用功”、“和孩子的相處時間太少”等。季洛維奇的其他研究也表明，從長久來看，人后悔的大都是“不作為”的事。

　　季洛維奇表示，這說明后悔也和其他許多心理過程那樣具有時間性，短、長期分別服從不同的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沒有做成的事逐漸顯現出來，變成更大的后悔。”

　　但是，卡尼曼對此倒是另有解釋，他認為這兩種情緒雖然在命名上使用同一個詞，卻指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緒狀態。長期后悔充滿了留戀、懷舊，甚至帶點溫暖的情緒，這跟諸如股市翻跟頭時那種恨不得“踢自己一腳”的強烈后悔心理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