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海淀區清河橋永泰園小區，又一位孤寡老人被偶然發現辭世家中。

    類似令人感傷的新聞，我們已經報道過多次，在這些無聲死去的老人中，甚至還不乏一些社會名流，比如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原冶金部副部長王汝林先生，比如曾擔任中國舞臺美術學會戲曲藝術委員會主任、北京京劇院一級美術設計師鄭傳恩先生。可以看到，在老齡化壓力逐年增加的北京，孤獨老人辭世家中已開始成為一種現象，媒體和公眾對此的態度也由開始地驚訝轉向平靜，每次事情發生后，大家都把責任歸咎于老人兒女親戚的失責，歸咎于鄰居的冷漠。

    然而，這些勞苦一生，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老人的死真的只是一個私域問題嗎？

    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到2002年年底，北京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有222萬人，占全市人口的一成七，其中空巢老人有45萬戶，占全市老年人口家庭的37％。其中有相當比例的空巢老人年老多病，自己無法應對突然發病這類突發事件。其實，空巢老人無法應對的何止是疾病突發，面對治安案件，面對心靈孤獨，他們一樣都是無助的。

    多年以來，我們一談到老齡化就是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沒錯，這些是老齡化社會的基礎性問題，的確需要高度重視。但是我們還要認識到，僅僅從宏觀視角關注老齡化是不夠的，老齡化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是一個個具體“人”的問題，我們更要從微觀的視角關注老齡人群，關注他們安全的需要、心靈的需要，把這些全面納入政府公共政策視野，像重視養老、醫療一樣加以重視。

    遺憾的是，北京在這方面做得遠遠還不夠，雖然北京市針對空巢老人有專門的政策———“一天一電話，三天一見面，定期拜訪”，但是這個政策卻沒有有效落實，一位居委會大媽說，“我給我自己的親爹也沒一天打一次電話呢！”而在老人一方，這種程式化，缺乏溫情與心靈交流的關懷方式讓他們逐漸感到反感，“一兩次電話還客氣，一般到第三次，老頭老太太可就不樂意了：我活得好著呢，別一天到晚煩人！”一位居委會工作者如是說。

    此外，雖然北京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門對老齡工作進行了創新，如豐臺某社區為了防止老人受到治安案件的傷害，免費為這些老人安裝了門磁報警器；從延慶某社區組織成立社區老年協會；以及8月18日本報報道的，一居委會“暗號”走訪老人的感人故事。但是，這些政策與辦法只是零星個案，絕大多數孤獨老人都處于被遺忘的角落。

    所以，在應對老齡化的公共政策上，北京迫切需要加強和完善，其實，這個問題并不難，國外有很多經驗，比如義工制度———政府組織大量義工經常性地拜訪老人，這不但可以讓政府隨時了解老人的健康與安全狀況，更解決了老人心理孤獨問題，比如社會養老院———政府在各個社會投資建設的中小型養老院，對那些高齡、多病的老人進行集中供養和關照……可見，解決老齡化問題，我們缺的不是方法，而是思維。只要我們在公共財政投入上對老齡問題加以傾斜，只要我們擺脫什么“政府大包大攬、無所不能”的習慣思路，老人無聲死去的悲劇將盡可能地得到避免。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關注、幫助孤獨老人，這些老人不僅是指那些有北京戶口的本地老人，更包括那些長期居住的外地老人以及在街頭流浪乞討的老人，他們都是高貴的生命，沒有哪個可以被漠視。即使那個因大出血而猝死在北京站廣場的老婦，她也是北京的恥辱，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