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通過大量、系統的研究，發現爭吵行為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是人際關系的類型。例如，戀人之間的爭吵與朋友或同事之間的爭吵就有很大區別。戀人之間的爭吵頻率較高，但爭吵的強度卻較低。雖然關系一般的同事之間爭吵的頻率較低，但是一旦發生爭吵，不僅強度較高，而且后果較為嚴重。

　　二是對他人行為的感知與解釋。當個體察覺到對方的行為具有威脅或者敵意時，產生爭吵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這種感知與解釋存在著個體差異和 情境差異。首先，某些人格特質水平的不同會影響敵意感知和敵意解釋，如特質憤怒水平較高的個體，對于模糊的敵意情境刺激，更易做出威脅或敵意的解釋。其 次，社會地位的相對落差也會對這種感知和解釋產生影響。處于較高社會地位的個體，對別人的批評會更多采取爭論或爭吵的應對方式；而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個 體，經常會對別人的批評忍氣吞聲，比如豪斯醫生的助手羅伯特·蔡斯對豪斯幾乎百依百順。再次，人際關系的緊密程度也會影響敵意感知和敵意解釋。研究發現， 個體之間的關系越緊密，對對方的批評會越敏感，戀人之間則表現為更在乎對方的看法。

　　三是個體對于爭吵行為的情感體驗。盡管大多數人對于爭吵行為的情感體驗都是不愉快的，但不愉快程度存在差異。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較高，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較低，甚至有的人在爭吵之后還會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

　　四是血清素水平。大量的研究發現，5-羥色胺可以抑制攻擊行為。如果降低色氨酸水平（合成5-羥色胺的原料），那么攻擊行為可能會增加。

　　回到豪斯醫生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這些因素在影響著他的爭吵行為。豪斯醫生的病人、同事、上司，都認為他是一個不友好的人。如果他是一 個現實生活中的人，我們可以發現以下過程會影響他與別人的關系。第一，爭吵時他并不會產生很大的負性情感體驗，既不會因為自己的爭吵行為而感到不愉快，也 不會因為自己的友好行為而感到開心。這可能是由于長期服用維可丁的緣故，維可丁減弱了他對自己行為的情緒體驗強度。第二，他對別人的不友好行為較為敏感， 并且會予以強烈回擊。他可能是在家庭中學會了這種行為反應模式，進而導致他與父母的疏遠。第三，當被人指責時，他并不會服從別人，而是與之爭吵。這一方面 可能是因為他在實際工作中處于一個較高的職位上，另一方面還因為他自認為高人一等。最后，當一個同事偷偷地讓豪斯醫生使用SSRI（一種可以增加色氨酸水 平的抗抑郁藥物）之后，他的脾氣明顯好多了。

　　這些發現說明，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減少爭吵行為。第一，隨著腦中5-羥色胺水平的上升，爭吵行為就會減少。通過使用SSRI或者將個體暴露 在強光之下（如增加房間中燈光的亮度、經常帶好爭吵者去曬太陽等），可以使人體內的色氨酸水平升高，從而提高5-羥色胺的水平，減少爭吵行為。第二，通過 改變爭吵行為與情感體驗之間的聯系，去影響爭吵行為。例如，通過幫助個體意識到爭吵帶來的長期消極后果（與同事的關系緊張或與戀人的關系破裂），來增加爭 吵行為與不愉快體驗的聯系，使個體減少爭吵。第三，通過改善好爭吵者的人際關系環境，來減少爭吵行為。例如，對好爭吵者進行個體心理干預，讓他們嘗試使自 己的行為更加友好一些，慢慢地他們會發現，自己的友好行為也會得到其他人同樣的反饋，繼而逐漸增加自身的友好行為。當然，也可以通過團體的干預來改善團體 內部成員的人際關系環境，如教師可以通過促進學生親社會行為發展的團體訓練，來增加學生之間的友好行為，使他們相互幫助，減少爭吵行為的發生。

（龔艷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