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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讀書能實現黃金美女的夢想，從這個角度分析，實用主義在中國一直都是很發達的。

　　在柏拉圖5時代，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就開始仰望天空，從事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的研究和推廣，試圖探索那些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東西，他們不但奠定了西方科學的基礎，還為西方社會的發展開辟了一條越走越寬的道路。而我們這邊卻發明了科舉制度6，號召讀書人們死記硬背。由于這種死記硬背是寒門人士通向另一種生活的唯一路徑，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就加入到死記硬背的行列中來，至于死記硬背有沒有什么意義，估計沒有人去質疑。

　　柏拉圖們的努力，培育了西方人無止境地追問真相的習慣（科學精神），而中國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除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書呆子和蛀蟲以外，什么也沒有培養出來。人家那邊在晝夜思考怎樣才能找到宇宙的真相，我們這邊卻在搖頭晃腦之乎者也踱方步，大量寶貴的時光就在抑揚頓挫、字正腔圓的死記硬背中被耗費掉，大量具有天賦的人才就被這該死的科舉給貽害了。

　　柏拉圖的教學體系是金字塔形，為了發展理性，他設立了全面而豐富的課程體系，他以學生的心理特點為依據，劃分了幾個年齡階段，并分別授以不同的教學科目，0一3歲的幼兒在育兒所里受到照顧，3一6歲的兒童在游樂場內進行故事、游戲、唱歌等活動，6歲以后，兒童進入初等學校接受初級課程。

　　在教學內容上，柏拉圖接受了雅典以體操鍛煉身體、以音樂陶冶心靈的和諧發展的教育思想，為兒童安排了簡單的讀、寫、算、唱歌，同時還十分重視體操等體育訓練項目。17一20歲的青年升入國立的“埃弗比”接受軍事教育，并結合軍事需要學習文化科目，主要有算術、幾何、天文、音樂。20一30歲，經過嚴格挑選，進行10年科學教育，著重發展青年的思維能力，繼續學習“四科”，懂得自然科學間的聯系。30歲以后，經過進一步挑選，學習5年，主要研究哲學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圖相對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學體系。

　　根據其教學目的，柏拉圖吸收和發展了智者的“三藝”及斯巴達的軍事體育課程，也總結了雅典的教學實踐經驗，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其后便成了古希臘課程體系的主干和導源，支配了歐洲的中等與高等教育達千年之久。

　　柏拉圖認為，每門學科均有其獨特的功能，凡有所學，皆會促成性格的發展。在17歲之前，廣泛而全面的學科內容是為了培養公民的一般素養，文法和修辭是研究哲學的基礎，算術是為了鍛煉人的分析與思考能力，學習幾何、天文，對于航海、行軍作戰、觀測氣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學習音樂則是為了培養軍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時，他還很重視選擇和凈化各種教材，如語言、故事、神話、史詩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進兒童心智的發展。

　　就教學方法而言，柏拉圖師承蘇格拉底的問答法，把回憶已有知識的過程視為一種教學和啟發的過程。他反對用強制性手段灌輸知識，提倡通過問答形式提出問題，揭露矛盾，然后進行分析、歸納、綜合、判斷，最后得出結論。 　　

　　理性的訓練是柏拉圖教學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學過程中，柏拉圖始終是以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為最終目標的。在《理想國》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和“沉思 ”這兩個詞，認為關于理性的知識唯有憑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會貫通，達到舉一反三。感覺的作用只限于現象的理解，并不能成為獲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心思凝聚，學思結合，從一個理念到達另一個理念，并最終歸結為理念。教師要善于點悟、啟發、誘導學生進入這種境界，使他們在苦思冥想后頓開茅塞。

　　柏拉圖推崇的教育是為了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和行為能力、提高學生的道德水準，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又是為了什么目的呢？

　　據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統一全國后，隋文帝為了適應封建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為了擴大封建統治階級參與政權的要求，加強中央集權，于是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從一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官，這是加入利益集團的有效途徑，這也為中國古代教育和學習的目的定了基調。由于教育的目的并非為了追求真理，而是為統治階級的隊伍補充力量，所以隋代的科舉考試內容就是考時務策，也就是相當于政治論文。

　　推翻隋朝的統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制度，并作了進一步的完善，考試內容就是詩賦經文。

　　唐玄宗時，詩賦成為進士科主要的考試內容。宋代科舉，雖然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革，但依然擺脫不了經文的老路，沒有什么新的花招。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到了明代，鄉試、會試頭場考八股文，能否考中，主要取決于八股文的優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經義演變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極大，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是維護封建專制治的工具，同時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

　　清代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測試的內容是經義，《詩》《書》《禮》《易》《春秋》，五經里選擇一定的題目來進行寫作。題目和寫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個段落，每個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來又叫八股。八股文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它關系到一個人能不能升官。所以當時的人們都一門心思地撲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開科舉考試的大門。

　　西方教育的結果是發展了學生的思維能力，中國古代教育的結果卻是禁錮了讀書人的思維，變成死記硬背的書呆子；西方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中國古代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過上好日子，這個差異也太懸殊了。 　　

　　明萬歷年間，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中國開始與西方思想發生接觸。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非常緩慢，大大落后于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入大量科學技術。

　　19世紀中葉，西方人再度進入中國，并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由于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洋務運動，也促使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

　　甲午戰爭以后，由于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

　　西方文化的涌入，使中國的讀書人們看到了巨大的差距，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并沒有太多的人看到這種差距，就算看到了，也不會覺得這跟他們有什么直接的關系。由于知識和資源的長期壟斷，使得占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生活在貧窮之中，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獲取最基本的生存資料，而不是思想和學術這種相當高雅的東西。所以，西學東漸之后，對于思想解放的折騰，也僅限于社會精英階層，基本上跟普通百姓沒有關系。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讀書改變個人命運”的路徑重新開通。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缺乏改變命運的其他資源和路徑，要想盡快改變糟糕的個人命運，讀書是唯一的捷徑。在老百姓心目中，讀書本身不重要，讀什么書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讀書可以考上大學，可以過上好的日子，如此而已。所以，當應試教育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教育的主流以后，除開極少數的精英人士大叫“不妥”以外，人們并沒有表示明確的反感或反對。

　　在大量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看來，反對應試教育有什么實際意義嗎？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真的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嗎？沒有。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能夠讓他們跨進大學校門，實現“黃金屋，顏如玉”的夢想，這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只有通過接受素質教育才能跨進大學校門，應試教育自然就會壽終正寢。問題就在這里--應試教育或素質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路徑。在學生們的眼中，應試教育或素質教育只是形式，是進入大學校門的入場券，這張入場券是金屬的還是塑料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具備讓一個人入場的功能。

　　我曾經問過很多中學生，每天死記硬背不煩嗎？他們回答：“很煩，但還是要竭盡全力去背那些枯燥的東西，沒有辦法，不背就考不上大學，考不上大學這輩子就沒戲了。”

　　學生讀書的出發點以及考試的形式，與古代的科舉有什么區別？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考試中作弊，作弊的手段越來越高明，而且沒有多少學生認為作弊是可恥的行為，這說明這樣的考試在學生們的心目中并沒有什么高尚可言，反正就是人生路上的一塊跳板而已，作作弊也沒什么了不起。

　　正是因為對路徑的依賴，2009年，各地都傳來大量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的消息，雖然有關部門一再聲明，這些學生放棄高考并非是就業難造成的，但大家都明白，恰恰就是因為就業難讓很多貧困家庭的子弟斷絕了改變個人命運的路徑，此路不通，他們才放棄高考。讀書已經不能通向“黃金屋”，誰還愿意讀書？

　　讀書并非為了發展個人思維能力，并非為了擔當公民責任，而是為了找個飯碗告別不堪的貧困生活。

　　用路徑依賴來解釋中國教育出現的各種怪象，真是太恰當不過。有人讀書是為了發展個人思維、擔當公民責任嗎？有，我可以列舉出一大串讓人敬仰的名字出來。但更多的人卻不是沖這個來的，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個人功利，他們或許沒有認真想過自己的責任，也沒想過自己還有公民責任。

　　這不完全是他們的錯，就像一些有識之士所說的一樣，僅僅用道德來譴責這些怪象是沒有意義、也是不公平的。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卻沒有其他可行的路徑，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這就是路徑依賴--即使一萬個不情愿，你還得這樣去做，別無他途，除非你甘愿過苦日子。你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必須踏上這條路。

　　“讀書改變命運”必然成為多數學生的唯一選擇，他們需要解決的不是國家的問題，不是人類的問題，不是公民責任，而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在他們面臨挨餓的威脅的時候，空談大學精神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重建大學精神的呼聲此起彼伏，但不是重建大學精神不重要，而是這幾乎就是一個美麗的夢想。在大部分的資源被少數人壟斷的情況下，“讀書改變命運” 必然成為多數學生的唯一選擇，他們需要解決的不是國家的問題，不是人類的問題，不是公民責任，而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在他們面臨挨餓的威脅的時候，空談大學精神是沒有意義的。 　　

　　讀書，找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這是絕大多數學生的希望，也是在他們身后默默地支持他們的父母們的希望。正因為我太了解他們的內心，所以我才在本書前面幾個部分里，反復強調要教會他們一技之長，作為安身立命的本領。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把大學教育的作用降低到這個層次（就是姚國華先生和錢理群先生所痛斥的“現在的大學就是打工仔培訓機構”），實在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可奈何之舉。

　　事實上，不少大學連“打工仔培訓機構”的職責都沒盡到，很多大學畢業生被排斥在企業和機關單位的大門外，因為他們“還不如沒上過大學的普通勞動者”。我在前面幾部分里，已經對此有過粗淺的闡述。如果大學連教會學生一技之長都做不到，就更不要奢望“大學精神”了。

　　讓大學生們學會一技之長，至少能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至少在他們獲取報酬的同時，還能為這個國家做點實際的事情，這比培養出一批只會說假話空話大話卻什么也干不了的蛀蟲，于己于社會都要好很多。

　　一所大學能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它就能樹立起負責任的姿態。教育是師生間合作的勞動，唯有負責任，才能實現真正的合作。而這種負責任的姿態，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讓他在不知不覺中訓練出負責任的心態來。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拾回學生對大學的信任。現在這個社會，還有什么比信任更稀缺的呢？一旦學生開始信任大學，這種信任就會在他的心中放大，他的信任就會向外發散。也許，在不知不覺中他會拾回對他人、對社會的信任。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幫助學生拾回安全感。他有了一技之長，就相信自己走出大學校門后能夠很快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就不會擔心流落街頭，就不會擔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失去做人的尊嚴，就不會擔心對含辛茹苦養育他二十多年的父母無法交代，就不會擔心找不到遮風擋雨的那片屋檐……

　　認真教給學生一技之長，還能幫助學生重拾自信。我在前文里已經闡述過，現在的學生普遍缺乏自信，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將來干什么、能干什么，極度的不安全感，導致了他們對自己越來越不自信。他們有了一技之長，就會比較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未來，自信就會重新回到他們的內心。

　　在認真學習一技之長的過程中，他們還能學會動手的好習慣，還能學會與他人在工作中如何合作，還能學會尊重他人的勞動，還能學會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意圖。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會學到掌握勞動技能的方法，這種方法，他們將終生受用，這將大大提高他們在社會上的綜合適應能力。

　　只要拾回負責任、信任、自信等美好的東西，他們就會悄然發生變化，就會澄清混亂的價值觀念，就會逐漸明白什么可以為什么不可以為，也許，他們就會伸手摘取那高尚的品格。

　　這是夢想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在我看來，在大部分人讀書的目的發生偏差的情況下，與其強行灌輸空泛的“大學精神”，還不如順應他們的需要，教會他們勞動的技能，讓他們首先好好做一個人，一個自信的、負責任的人。 　　

　　我又一次想起了貝布爾的話：讓個人的行為和內心統一，是整飭社會混亂的唯一出路。如果大學生們都學會了好好做人，做自信的、負責任的人，整飭混亂也許就有了希望。因此我覺得，當務之急是要幫助學生們找回信任、自信。只有這時，談論大學精神才有了基礎。

　　在一個遍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地方，宣揚重建大學精神，只會招來大量的投機分子借這個響亮的招牌謀取私利。

　　只有在人格健全的地方，才有實現高尚理想的可能。

　　我這樣說，并非徹底否定精英教育。相反，我真心希望中國能夠有幾所大學專門培養精英人才，就像哈佛、耶魯和劍橋一樣，一個民族的崛起，是需要一大批精英人才的，沒有精英人才的民族，是無法崛起的。

　　但我更希望更多的人接受負責任的職業教育，一個只有精英人物而沒有大量高素質勞動者的民族，也是無法崛起的。這就是建筑設計師與建筑工程師合作的道理，光有高明的設計師，而沒有實施工程的工程師，再好的設計也是廢紙。

　　精英人物與普通勞動者并無高下尊卑之分，他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一些人的語境中，“打工仔”是有歧視意味的，我對這種意味感到惡心。沒有打工仔，那些具體的工作誰去完成？有人說過一句話，只有卑賤的人，沒有卑賤的工作，我深以為然。

　　我在與日本教育界高官中込三郎的交談中，他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日本已經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日本的發展需要一批精英人物，但更多的是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我們要大力發展高職教育，培養足夠多的技能型人才。”連日本這樣發達的國家都已經在反思精英教育了，我們這種發展中的需要大量高素質勞動者的國家，為何要讓所有的學校都變成精英人才的教育場所呢？

　　最近幾年，輿論過度地關注了財富神話、財富人物以及大老板們奢華的生活方式，這無疑是在暗示“精英人物才是值得尊重的”這樣的價值觀念。這樣的暗示，讓無數的大學生產生了好高騖遠的夢想，希望能一畢業就做老板，迅速暴富，就能擁有香車美女豪宅，在這樣的誤導之下，學生們還會安心做普通勞動者、安心學習勞動技能嗎？

　　我在前文里說過，發展中的中國，各行各業都急需大量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而現實卻是大量的行業有太多指手畫腳的指揮者，卻相當缺乏真正能干的做事的人，這給擁有一技之長的大學生們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給高職教育提供了存在的巨大空間。培養出大量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必將為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國需要精英，中國更需要技能型人才，引領潮流是擔當，做一顆合格的螺絲釘也是擔當。在我的理解中，大學精神既是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是負責任的意愿和姿態。沒有負責任的心態和姿態，大學精神就是一個空泛的概念。 　　

　　回歸教育的本來目的，重塑大學生的公民責任感和價值觀，或許才是當務之急。

　　說到這里，我并沒有樂觀起來。培養技能型人才，民辦大學無疑是最合適的角色，因為民辦大學沒有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沒有人浮于事的惡劣狀況，爾虞我詐的情況也比較少，而民辦大學生存的法寶就是辦好大學，教好學生。不能把學生教好，不能讓學生熟練掌握一技之長，這樣的民辦大學是辦不下去的。

　　但目前，民辦大學面臨很多困境，很多時候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有無可奈何之感，這是我難以樂觀起來的原因之一。

　　難以樂觀的第二個原因，是高職教育生源和師資隊伍的困境。多年來，中小學教育都以考分為中心，培養出的學生除開會考試以外，其他幾乎都提不起來，沒有自信、沒有信任、缺乏誠實、沒有動手能力、沒有創新能力、沒有協作精神……對于這樣的學生，高職教育的職責就不是簡單教會他們一技之長了，還要一點一點地幫助他們重塑信心，修補他們被扭曲的人格……面對這些基本定型的學生，要做這些工作，何其艱難！

　　要做這些艱難的工作，還得依靠合適的教師。但現在的教師大部分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他們本身就面臨著自我修補的艱難工作，他們能否完成自我修補，尚是未知數。

　　雖然艱難，但還得往好的方向一點一點地挪動，畢竟，這樣才有希望。

（閆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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