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個國王，長著一對驢耳朵，每次理發后就把理發師殺掉。到最后只有一個小學徒了，國王為了以后還有人給他理發，沒有殺小學徒，但告訴他一旦泄露秘密，就把他殺掉。小學徒向國王發誓，一定要保守秘密。當小學徒忍耐了相當長的時間后，他覺得再忍下去實在是痛苦難當。可是，如果不遵守誓言的話，就有被殺頭的危險。他覺得實在忍不住了。為了擺脫這一痛苦，他在地上挖了一個洞，然后對著地洞大聲喊了好幾遍“皇帝長的是驢耳朵”。第二年春天，滿山長出的蘆葦，被風一吹，聲音都是“國王長著驢耳朵”。

　　這個故事，再聽一遍一定不覺得怎樣，也許會想：有什么心事是必須有形表達的呢?但是有時候事情就是那么微妙，漸漸地就會發現有些心事是一定需要有訴求對象的，在心里默背上一百遍也抵不上訴諸某種形式地表達一遍。

　　從生物學意義上講，人是群居動物，所以整個世界越來越城市化，這是符合人類本性發展需要的。

　　從心理學意義上講，人都需要安全感，離群索居會讓人感覺害怕。

　　從社會學意義上講，人害怕孤單，人需要溝通，有溝通才有理解，相互的理解有助于社會的安定。

　　在談論情感的話題時，人們常常感到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少了一份溫情與暖意，大都市尤為如此。

　　物質文明拓展了人們的活動空間，拉近了人們的物理距離，在我們的生活方式因為物質條件而改變的時候，心理的距離卻疏離了。

　　對生活方式影響最大的是所謂“城市化”。如果你有過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經歷，又或者把過往小城鎮的生活與現在大都市的生活比較，你會有很強烈的對比。物質生活方式改變了我們的人際交往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精神生活方式。

　　城市化讓“家”的感覺淡化了

　　伴隨著城市化的是規模廣泛的頻繁遷徙，而這種遷徙卻影響著人們對“家”的感覺。或許這種感覺并不在我們的“上意識”里，而在“下意識”中。

　　國人的鄉土觀念是很強的，遷徙或者是比遷徙更不穩定的所謂“漂”，讓很多人尋不到“家”的感覺。

　　當周遭的一切讓人覺得都陌生，都把握不了的時候，會感到勢單力薄的“無助”，潛意識中首先出現的是強烈的“自保”。傳媒常常報道一些“冷血情景”——警察獨斗頑兇，學生勇抓竊賊，行乞者困病路邊，路人卻作“看客”狀，沒有伸出援助之手。我想，“冷漠”與“麻木”除了在道德價值層面上的問題以外，是否有著心理層面的原因呢?我總覺得，如果在一個村莊，看見治保主任抓賊，一定會有人“伸腳攔賊”，誰家大爺摔倒路邊，一定有人“出手相助”。

　　這種不假思索的一呼百應、騰身而起為什么在大都市消失了呢?如果說是“大都市道德淪喪”，恐怕沒有人會舉手同意。我們說鄉間總可以見到“民風淳樸”，民風淳樸背后是什么?我覺得有心理的因素，他們不會“陌生”、“無助”，他們“把握得了”，所以毫不猶疑，挺身而出，擔當道義，救人危急。

　　當周遭的一切讓人覺得不屬于自己，與自己無關的時候，就會產生“失責任心理”、“失人格表現”。記得最近聽到一種分析，說大都市的市容混亂就是因為大都市的人群缺乏歸屬感。我覺得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即使不是主要原因，也是重要原因。這個地方不是他的家園，只是一個追夢的地方、一個冒險的樂園、一個獲取資源的地方。你一定會發覺現時很流行的口號——“xx是我家，衛生靠大家”、“xx是我家，治安靠大家”，這就是大都市對家園感覺的呼喚。不是說賣什么吆喝什么嗎，我想，有時你可以反邏輯地推斷，吆喝什么缺什么。

　　城市化使“溝通”隔閡了

　　都市充滿了五光十色，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人們終日奔波，煩惱當然并不見得就少，自然需要傾訴與排解。親人卻或許還在應酬、朋友卻也許遠在天邊，鄰居?可能是另一個陌生的漂泊者。偌大的都市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地方，茫茫人海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通訊工具讓人們聯系更為方便了，但是手里一大串的電話號碼不是“同事加競爭對手”就是“商業伙伴加角逐勁敵”。

　　我認識一個在商界打拼的朋友，住在一個高級會所。用他的話說，鄰里間，說不清誰在全國有業務，誰把飛機當巴士坐，趕集也要出趟國。職場上，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你的死穴，同僚只可以飲酒唱歌。整天穿著軀殼，戴著面具去競爭。知道深淺的是誰?遠在美國的中學同學!所以每逢有什么心事，只有拿著越洋電話，坐在優雅的落地燈前悄聲傾談。于是，安全放心，親密無間。

　　說到這，恐怕就可以理解電臺的深宵熱線之“熱”見怪不怪了。人們為什么和素不相識的節目主持人傾心訴說?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溝通出現了隔閡重重。

　　為什么社會生活中的溝通出現了隔閡?我想，在物質生產水平不高的時候，人更多的是與自然抗爭。體力密集型的生產，意味著人的密集，勞動總是群體化的。“千軍萬馬”熱熱鬧鬧地工作，與人配合的是人，其中的人-人對話使人們在工作中有著足夠的暢順的情感交流。物質生產水平提高了，智力密集型的生產中，意味著技術的集約，勞動卻成了個體化的獨立活動過程，“孤身一人”冷冷清清地工作，與人配合的是機器、設備，人-機對話使工作失去了原有的情感交流。與體力密集、自給自足型的生產相比，智力密集，社會化的生產形成了高度的反差，整個生產勞動過程更需要全社會的協調，而具體的勞動過程卻越發個體化、獨立化了。更為不同的是，前者會對人力表現出大量的需求，而后者表現出對人力的淘汰。于是乎，隨著社會化聯系的密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節制關系漸趨強烈。這無疑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防衛。因此，傾訴的對象不斷失去，甚至越是聯系密切，越難以推心置腹。這樣一來，人們只有尋找素未謀面的人盡情傾訴，電臺熱線、網絡聊天也就應運而紅火。試想如果你在天橋逮住某個陌生人，猛向人家訴說你的高興或者不幸，如果對方正常，他的回應大都可能是“這人有病”。我們真的“有病”嗎?

　　城市化“交往”改變了

　　小時候，經濟不發達，商業不繁榮，為解決不時之需，向鄰屋陳家借兩升米，問后院李家要半碗醬油是常有的事情。

　　記得有一次在“小朋友”家串門，是傍晚太陽剛剛下山的時分，四下升騰起炒菜時的油煙味，刺激著我的味蕾。一向不愛吃包菜的我，聞到了“小朋友”奶奶炒包菜的香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就不爭氣地一個勁流起來，還不好意思直接問鄰居奶奶要，虛情假意地推辭掉“小朋友”的盛情邀請。回家之后，看到自家剛剛出鍋的小青菜，卻無論如何也提不起食欲來。最終，告訴母親自己想吃的是包菜。這可讓母親犯了愁，菜市場早就沒了人。吞吞吐吐地“提醒”母親：鄰居家奶奶炒了包菜!母親樂呵呵地走出院門，時候不大，一碗噴香的炒包菜就端了回家。記憶中，那晚的包菜是這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珍饈。

　　長大后，搬到了樓房里。幾乎是一年之后，才知道對門住的也有一位老奶奶，卻再也沒有“串過門”，偶爾，從對面也會飄來誘人的飯香，可再也不會像小時候那樣央求母親去端點回來了。

　　人際來往互動的改變是否在一定意義上消減了互助、共享，或者是改變了互助、共享的方式呢?

　　都市生活的人們在交往方式上有著更多微妙的改變。又比方說“拜年”也不興了，電話、E-mail　、短信等方式正在取代“拜年”，甚至連孩子們的閑暇交往也徹底改變了，沒有了“過家家”的角色扮演，沒有了“捉迷藏”的巧智追逐，代之鍵盤敲擊出來的《天涯》、《傳奇世界》虛擬三維角色和出神入化的《反恐精英》國際團隊群毆。

　　舒適了，方便了，快捷了，新奇了，刺激了。但是，不親切了，不溫馨了，不真實了。情感體驗失去了它很珍貴的東西——“親歷性”。作為兒女，你或許不止一次接聽過你父母的同事、朋友的電話，但是你不會熟悉他們，你的生活世界的這些“世叔”、“世伯”、“伯母”、“阿姨”仿佛虛擬。作為夫妻，你或許不止一次接聽過你配偶的同僚、工友的電話，但是你的生活世界卻見不到這些“兄弟”、“姐妹”。作為父母，也只能在中秋的月下、除夕的佳肴前，聽著孩子點播的《常回家看看》，徒生“圖個團團圓圓”的情愫了。

　　佳節來臨，當我們不停地按動按鍵，把預設的信息發送給各位朋友，又接到無數朋友發來的雷同流行問候時，是不是覺得多少有些敷衍?

　　城市化使“共鳴”匱乏了

　　都市的人們享受著舒適的個人世界，有著獨立的私人空間。但是，卻讓激情、共鳴慢慢變得匱乏了。

　　上高中的時候，女孩子們如春蔥似的剛剛長成。于是，班里的哪個男孩子最“酷”，誰最會跳街舞，誰打籃球的動作最帥，誰又是足球隊里的前鋒……都成了女孩子們嘰嘰喳喳的對象。女孩子們總能從繁重的課業中像擠海綿似的擠出時間來談論自己那些斑斕的夢想。花樣的年華里，月樣的精神伴隨著她們走過那段迤邐的歲月。不用擔心大人們嚴肅的目光，也不必理會老師們懷疑的眼神，女孩子之間的秘密足夠她們自得其樂，為了表達女孩子之間的親密，課間就連上衛生間也要一起去。

　　上了大學，從一個城市來到了另外一個城市。同寢室的女孩子不約而同地在自己的床邊都掛上了“簾子”，一道布簾子似乎就把原本共同呼吸著的空氣也分割開了。女孩子們不再暢所欲言，關注的目光不再是同一個男孩子，而是“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從剛開始的一起上課、一起打飯，到面泛桃花地被心儀的“他”接走，高中時的“嘰嘰喳喳”不見了，“冷冷清清”倒是真的。

　　城市化讓情感的“關懷”缺失了

　　物質的富足，生活的城市化，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忙碌”。我們有太多理由忙碌了——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社會、日趨激烈的競爭，這些都使我們為追趕科技進步、捕捉各種科技資訊、應付各種變化而疲于奔命。學習、進修、考證、交際、應酬，我們必須忙碌。“忙碌”使人們失去了許多應有的關懷——人們不僅無暇關懷別人的內心感受，甚至也無暇關懷自己的內心感受。

　　很多時候，一家人一星期見不了幾次面的情況并不奇怪，不是一家人，那就更難說了。

　　城市化造就了人們情感生活的變化，在溫暖缺失、關懷流失、找不到共鳴的現實下，現代人喪失了傾訴渠道和可以依賴的情感家園，于是，傾訴饑渴癥出現了，而且是毫無懸念地越說越渴，并由此茫然、懷疑、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