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工體西路和南路總是花影橫斜、暗香浮動，隔著幾條街都能嗅到酒精與荷爾蒙的氣息。

　　年輕的男人和女人在“宋會”里耳鬢廝磨，而它對面的“終點”，花枝招展的男人則在那里調情，轉個彎不遠的“紅葉”，則是北京最負盛名的拉拉吧之一。在日益寬容的今天，同性戀已經不再屬于法律和道德強加約束的范疇—在雯所在的圈子里，甚至還是一張頗漂亮的標簽。

　　30歲的雯是一家知名外企的公關經理。她的周末經常是這樣過的：零點之前，在“宋會”喝酒跳舞玩骰子，經常陪著她的是男同事阿倫，他和她的關系如同他倆的性取向一樣說不清。

　　跳到high的時候，她也會容忍阿倫的激情和親熱;零點之后，阿倫要去“終點”，她則要轉場去“紅葉”，她到的時候，演出一般剛剛開始，她覺得自己愛上了那個新來的跳鋼管舞的女孩，她的眼睛似乎能盯出火來。2時左右，雯回到三里屯的家中，然后給美國的未婚夫打電話，她想他，他們的婚禮定在今年五一，雯打算給他生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每個星期五的晚上，都是潮濕而混亂的——只要她在北京。雯的秘密都寫在她的BLOG里。上高中的時候，她和同宿舍的一個女生形影不離，也不知道是怎么開始的，她的初吻、初夜都是和她。而當雯交了男朋友的時候，那個女生還癡癡地為她割腕。事隔多年，初戀男友的面目已經模糊了，她卻還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個女生結實如玉的身子，以及曾經帶給她的性高潮，那與處女膜同時存在的性高潮已經存入她的靈魂了。這是雯的故事。

　　雯們的煩惱

　　高中的雯屬于典型的青春期癥候群：性發育，愛情萌芽，不好意思交男朋友，所以投射到女生身上，那個女生，不過是男人的替身而已。這樣的結論聽起來無懈可擊。可是，慢著—雯說：“為什么我在已經有男朋友的情況下，還會去幻想那個跳舞的陌生女人呢?而且，我常常幻想的是，自己化身成一個男人去和她做愛……”

　　如同阿娜伊絲寧1931年在日記《火》中寫到的一樣：“不論什么愛情，我都無法抵抗，我的血液開始起舞，我的雙腿張開。”這位最有名的雙性戀女人，先是迷情于作家亨利·米勒，后又深愛作家的妻子瓊。根據她的故事改編的電影《亨利與瓊》，是雯心中的“精品”。在阿娜伊絲寧之后10年，美國人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對性行為問題做了兩次大規模的調查。他斷言：所有實踐的出現和安排都是有連續性的，從異性戀到同性戀，中間會有一個過渡階段——雙性戀。

然而直到今天，承認自己是雙性戀依然是件困難的事情。這正是雯們的煩惱。她無法告訴所有人：我愛我的未婚夫，我打算給他生一兒一女，同時我也愛女人。她一定會遭到所有人的鄙視，在“宋會”里的異性戀者看來，她是一個不肯接受自己是同性戀的人。而“終點”和“紅葉”里的常客，則會認為她是一個叛徒，屈從傳統道德的懦夫。

　　向左走，向右走

　　在異性戀占主流的同時，同性戀也得到了承認。這就是我們認為的已經完成了性革命的時代。但是第三條道路依然行不通，社會拒絕承認雙性戀者要求的不選擇性取向的權利，也就是不加區別地先后或是同時愛上男人和女人的權利。人類社會學家，卡特琳·德尚(Catherine Deschamps)指出：“我們的社會還不能放棄二元邏輯，不是異性戀就是同性戀，中間不存在其他的。”

　　簡單的二元邏輯，總比粗暴的一統論文明進了一大步。但也促使那些本來屬于中間灰色地帶的人，也自覺地站在兩邊—要么向右，要么向左。雯在“宋會”以異性戀自居，在“紅葉”則以同性戀自居，卻從來沒有一個酒吧，能夠讓她隨心所欲地貼上第三種標簽或者不用貼標簽進入。對雯們來說，那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不用考慮什么是不健康的或是不正常的。按照我的天性去愛，我需要這種自由。”

　　雯的朋友阿倫，同樣是個身份模糊者。2005年之前他都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同性戀，直到在那一年遇見了一個中性氣質的女歌手春。他說：“在那之前，我只會對男人有性幻想，而且對與女人做愛充滿恐懼。這個女人激發了我身上一種很強烈的戀愛的感覺。隨之而來的對性的渴望，以及我們第一次做愛時我的動作是那樣的自然，都讓我感到很不可思議。春讓我得到了釋放，但是我認為她只不過是喚醒了我身上潛在的雙重性。”

　　春之后，他不再排斥女人，同時他也沒有放棄在同志酒吧流連。他比雯要輕松許多，因為他還沒有考慮找一個人結婚生子。

　　實際上婚姻并不是雙性戀的終結。Alice就是如此。她已婚并且是一個4歲女孩的母親，在35歲的時候，Alice第一次跟一個女人發生性關系。那時，他們夫妻關系基本失去激情，倆人就是互相全裸，也是心如止水。她在22歲的女同性戀安的身上找到了安慰。她說：“是安引導我，在她面前，我好像重新經歷了一次，我之前18年的性經驗都不再管用了。同時，和女人發生關系，不會帶給我對老公的負罪感。”Alice定期和安幽會，這段交往甚至讓她重新找回對男人性愛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