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課改在各地進行的可謂如火如荼，可各地的應試教育還是在扎扎實實進行，孩子們的課業負擔依舊沉重，中國的教育好像走入了一個被施了咒語的怪圈，家長、老師、教育官員聯合辛辛苦苦、認認真真造就了一批在高難課業負擔下厭學的學生。從《新華文摘》上讀到王宏甲的《走向新教育》，使我們看到了中國教育改革的一絲亮光，我們節選部分篇章刊登，希望這篇文章會對家長、老師、教育工作者理解我們的孩子，對怎樣教育我們的孩子產生一些幫助。

    ——編者

    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知識更重要

    這是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北京教育學院石景山分院張逸民院長的辦公室里與他交談，我們的交談始于我請他談談他的“新西蘭觀感”。2003年2月張逸民訪問新西蘭，那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組織的一次考察訪問，全團18人，他是副團長。

    新西蘭某校的一堂課，讓出訪的中國教師很驚訝。

    “你想想，他們五年級的一堂課，老師出了這樣一道題：每個籃子里有24塊蛋糕，6個籃子里共有多少塊蛋糕？”說這話的是張逸民院長。

    他說新西蘭五年級的學生用各種方式踴躍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這不是我們二年的課嗎？

    由此可見，新西蘭五年級的那個“蛋糕題”同我們五年級孩子承受的學習重量，已是多么強烈的對照。

    張院長說，我們在新西蘭考察三周多的時間，有一點已經不必懷疑，就是他們小學五年級那個“蛋糕題”，并沒有妨礙他們的學生最后成為世界上受歡迎的學生，高質量的學生。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想想，我們的基礎教育，是否有必要讓我們的學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這結果是什么呢？

    張院長說：“有一句話，我并不想說，但我們在新西蘭感受到了，我們在海灘上就說過，說我們在干什么呢？我們是在辛辛苦苦、認認真真地制造大量厭學的學生，大量在高難度的壓力下，自信心起不來的學生。”

    張院長說：“每個孩子經歷的一次次受挫和失敗，都是很痛苦的。這些痛苦甚至會成為伴隨他們一生的陰影，影響到成年的生活。”

    在張院長的講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強烈地使用一個詞“陽光燦爛”。他一再說：“在新西蘭，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公園，到處看到他們的孩子陽光燦爛！”

    他還說：“他們的學生特愛學。我們的學生是在各種壓力下被迫學。我們的老師付出很多，學生付出很多，家長付出很多，我們應該特棒才對。可是不是。為什么呢？”

    我想我已經看到了：對于成長中的孩子，如何保證他獲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獲得多少知識重要！

    接下來我說到，中國中學生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等項競賽屢屢獲得最多金牌。他說：“是的，從前我也一直以此作為我們基礎教育很棒的一個證據，引為驕傲。”

    我說：“現在我也看到了，這與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程學得深，歐美學生學得淺有關系。”

    他說：“如果有人組織小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國兒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獎牌。可是，包括這些最拔尖的中國孩子在內，在他們成年后，為什么還沒有產生一個獲諾貝爾獎的呢？”

    何謂“正螺旋狀態”

    我想起一個問題：我們的教育也曾培養了不少充滿自信、非常好學，而且終于相當杰出的人才。這些學業優異者、成功者，在我們的傳統教育下是如何冒出來的呢？

    我的提問引起了張院長對自己學生時代的回顧。他說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從中學以后就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我的進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師。

    老師叫潘翔久，是語文老師，文學功底深厚，書畫都非常好，講課特棒。我至今記得他講蘇東坡的一首《浣溪沙》，說著說著就在黑板上畫出了小橋、流水、白馬、行云……就一根粉筆，線條非常洗練，形象優美、傳神，我們很快都進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覺就下課了，我們都感到沒聽夠。下課就鉆到蘇東坡那些詞句里去體會，感到中國古代詩詞真是美極了，那不僅僅是語文，我們體會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讀初二，我父親被調去建設官廳水庫，我們家搬到水庫工地。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廳水庫雄偉的大壩，紅旗招展，看長城烽火臺，看閘水時小河里魚兒撲通撲通地跳……回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業。潘老師看了后寫了一段批語，我至今記得他寫道：本文語言優美，情感真摯，層次分明，

    有條不紊。初中生能寫此文，殊屬不易。

    就這么些字，我當時很激動，因為這是潘老師寫的，我們對潘老師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勵還是幾天后，我們同住一個樓的高三的學生告訴我，潘老師把你的作文給我們看了，要我們向你學習呢！

    我當時受到的那種鼓勵，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圖書館借書看，《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還有各國的一些小說，包括民間故事，我都是那幾年看的。都說“刻苦讀書”，我那時一點苦的感覺都沒有，讀什么學什么，都其樂無窮。

    張院長說，現在學生的壓力，說到底是考試的壓力，因為它決定著你未來能踏上哪一級臺階。我回顧，我那時特別愿意考試，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揚，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強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強化了自信心，這樣，這個學生就進入了一個學習的“正螺旋狀態”。這就是上升的狀態，就步入成功的軌道。

    反之，一個學生遇到困難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評，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經歷挫折，遭受批評，對自信心、對學習興趣都是打擊。一次次打擊，就必然造成厭學，必然沒有自信，就步入了一個“負螺旋狀態”，這就是下降的狀態，就會產生失敗的學生。

    張院長說，我們在新西蘭，到處看到他們的中小學老師和顏悅色，總把鼓勵的語言掛在嘴上。大學教授則常常是在與學生“商量”中教學。他們的舉止言談很自然地體現在他們的職業行為中，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我與孩子

    我也是個父親，每想到自己曾給孩子造成的損失，都非常愧疚。因為有些損失是自己“覺悟”后無法再彌補給孩子的。現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經歷寫出來，如能對更多的年輕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錯誤有點借鑒價值，也算是有點益處吧。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們也“望子成龍”。在他還只會哭的時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們買了一臺700元的SONY收錄機，注重用音樂去開發他的腦海。

    五歲半孩子在幼兒園讀完“中班”，我們沒讓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門”，讓孩子進了縣城最好的一所小學讀一年級。

    第一個學期下來，孩子《語文》《數學》的期末考試都得了100分。我們覺得：行！第二個學期有問題了。孩子有點落后，作業經常被罰，錯一個字罰寫30遍，30個同樣的字，29個對了，有一個字漏了一點，再罰50遍……痛苦的童年開始了，經常承受被罰到深夜十一二點。我們知道孩子的腦子關閉了，他已經是在機械地動作，這有什么意義？

    我們也單獨跟老師交換過意見，老師說“意義在于培養他要認真”，錯一個點就是錯，將來考試就上不去，現在不讓他養成認真的習慣就不行。

    好吧，我們配合培養他“認真”。但孩子被罰50遍，漏筆畫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們認真地來給孩子檢查作業，以免他再次被罰。

    老師又反映他上課打瞌睡，反映他動作總是比別人慢，就連下課放學了，把筆收進筆盒、把課本放進書包這些動作都比別人慢。考試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級，毛病更多了，經常被罰掃地。

    那時我到北京上學，其間回家一趟，妻對我說，老師說他不傻，要是傻我們就由他去了。有的題目比較難的，別人不會，他會，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課愛說話，要么走神，作業不該錯的地方老出錯……你知道老師現在怎么罰他嗎？讓他上課站在教室最后，面對著墻壁聽課。

    我說，那還怎么聽課？

    妻說，老師說那叫面壁，看你還跟誰說話。

    妻又說，你平時也沒時間教育兒子，我什么話都對他說了，你跟他說說吧！

    那天黃昏，我去學校接兒子。學校已經放學，他的班上塵土飛揚，幾個學生正在掃地，我看到了兒子，問：今天是輪到你掃地，還是被罰？

    他說，他沒被罰掃地，也沒輪到他掃地。

    我說，那你為什么還不回家，在這里吃灰塵。

    他說，黑板上的作業他還沒抄完。

    我說，其他同學都走了，你怎么還沒抄完？

    掃地的同學告訴我，說他上課的時候被老師罰面壁，其他同學上課時就把作業抄完了，他只能下課抄。

    我用自行車把兒子帶回家，當晚跟他說了許多話，包括說我小時候，為了看“小人書”，一分錢一分錢地攢，攢夠了就去買“小人書”，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等連環畫基本看完。后來“文革”，我的１００多本“小人書”都被燒了。再后來，你剛出生，我就把這些連環畫又都買齊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課后就可以補充這些對你將來非常有用的知識。到今天，你摸過這些書嗎？我現在已不指望你讀它了，你就把課本上的知識管好，還不行嗎？

    現在看來，我在兒子剛剛出生就為他準備好了許多“小人書”，也是我犯的一個錯誤。我自己少年時一點一點地把零錢積起來去買書，“連環畫”好比“連續劇”，是有懸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沒了，就想聽“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興趣去尋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閱讀真的是“如饑似渴”，這整個過程是去獲取見識、了解未知的過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給孩子準備好了，就消滅了他去獲取的興趣。

    類似的例子還見于一位女教師給我講的一個故事：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積錢想買一部《哈里波特》，快積夠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親把《哈里波特》買回來了，作為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沒想到女兒頓時眼淚掉下來，不是感動，而是說：“沒勁透了！”從此拒絕看《哈里波特》。

    別人聽了都說，你看你，自己沒花錢，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這多合適呀！可是孩子不是這么想的，這個世界能給予她發揮一點主動性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她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書，她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為此已準備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親消滅了她的愿望。

    再說我的兒子讀到三年級，成績是班上中下水平。他雖然各科成績都沒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級，但我們意識到不能讓他接著讀四年級了，只好選擇讓他再讀一年三年級。又考慮到不能在原校重讀，于是再找關系，把他轉到了離家較近的另一所小學重讀三年級。

    我們鼓勵他：沒關系，充滿信心，從頭再來！

    但不久，我們發現，過去的經歷對他的影響是很深的。他自己從未說過不想讀書，但重讀他讀過的課本，在他心靈的深處引不起熱情和興趣，“厭學”是在他的精神深處被“培養”成熟了。重讀，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損失恐怕是教育的損失。“文革”后，千千萬萬的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是空前的，數不清的爺爺奶奶也在燈下盯著小孫子讀書。老師辛辛苦苦，家長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問：當今中國社會最辛苦的是誰？

    都說：我們的孩子。

    不是嗎？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騎著自行車沖出院子趕去上學……晚上家長在看電視，孩子在燈下緊張地做作業……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們的教育方式，老師和家長配合著，在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構成對孩子成長的壓迫和摧殘。

    １９９２年，我調進北京，第二年全家遷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認識的海淀區育英中學校長求助，感謝她接收了我的孩子進入育英中學。初中三年，孩子還當了三年班長。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擬考試時，成績落到班上后五名，遠落在海淀歷年的中考錄取分數線之下，在短時間里他還能出現躍升幾十分的奇跡嗎？如果不能，他將是進不了高中了。怎么辦？

    我與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時我除了鼓勵他，還能做什么？我怎樣能讓他有信心呢？我沒招了，給他講打仗，我說毛主席說，戰爭的首要任務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艱難的時候，就不要考慮能有多高的成績了，但可以考慮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孫山”那個孫山。孫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標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個北京全市夠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勝利，真正的勝利！

    我說這看起來像個驚險動作，能做到這個驚險動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贏得未來高中的三年時間，然后再爭取，你看行嗎？兒子說：“爸，我會！”這一年，他１５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