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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以后，對多動癥的診斷要借助于與父母或老師訪淡的標準化。結構式問卷，用此方法，Shekim（1985）發現小學男生的多動癥患病率為14%～19%；Talor（1991）調查的學齡期男孩患病率為17%；甚至Szatmari等報道小學生的多動癥可達19%。盡管有了標準化的診斷問卷，但是由于劃界化的不同，也會導致診斷的差別。

　　Wolraich（1996）和Baumgaertel（1995）應用DSM—IV的診斷標準分別在美國和德國進行調查，他們根據老師報告的信息作為主要參考指標，發現多動癥的患病率分別為4。%和4。8%。DSM_IV公布美國官方數字是多動癥在學齡期兒童的患病率為3%-5%。

　　我國對多動癥的流行病學研究較多，結論差別較大。患病率分別為：

　　大體上是一個有50名學生的小學班級會有1-3個不同程度的多動癥兒童。

　　造成患病率差異如此之大的另一個原因是文化差別，有人對中國內地。香港地區及英國醫生的診斷進行了跨文化比較研究，發現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醫生診斷多動癥要高于英國醫生，中國醫生注意的是兒童的“多動”，而英國同行注意的是“注意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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