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認知學的開始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美國的行為主義如日中天，然而就在這一時期，認知革命的思想已經開始醞釀，1967年奈瑟爾出版的《認知學》標志著這一新思潮的形成。不過，在此之前，很難確定它的起點，更多學家認為1956年在認知學的形成與發展中作用明顯，因為這一年“美國學界發表了一系列以信息加工觀點為基礎的學學術研究成果”（梁寧建，2003，p.13）。首先是喬治·米勒（George Armitage Miller，1920-）的研究。他在1956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神奇的7±2：我們加工信息的容量限制》（Miller，1956）。這篇論文使記憶研究重新回到學中，而且它顯示出如何將信息論的概念應用到人類信息加工的表述當中。其次是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1915-）倡導的“知覺的新觀察運動”（New Look Movement in Perception）研究。布魯納及其同事認為知覺者在知覺中起著積極作用，而不是一名被動的感覺資料的記錄者，知覺者的人格和社會背景對知覺者的所見所聞有很大的影響。再次，是斯蒂文森（S.S.Stevens）于1956年發表的物理學方面的研究顯示了人對刺激的知覺量與物理刺激強度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1956年，對認知學的發生來說最具影響力的還是三個方面的研究：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的認知失調理論、西蒙(H.A.Simon)和紐厄爾(A.Newell)的人工智能邏輯理論的程序、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在1956年開始發表他的系統的語言學研究成果《語言描述的三模型》（Chomsky，1956）。喬姆斯基提出的短語結構文法能夠產生所有可被“圖靈機”（Turing Machine）識別的語言，可被圖靈機識別的語言就是能使圖靈機停機的字串。隨后喬姆斯基在1957年發表了他的代表性著作《句法結構》，標志著“轉換 -生成語法”的誕生。轉換-生成語法不是僅僅描寫人的語言行為，而是要研究體現在人腦中的認知系統和普遍語法，強調要對人的語言能力作出解釋。喬姆斯基本人開始就看到了轉換-生成語法對認知科學的意義，主張把語言學的研究和神經科學、學以及生物學等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共同為探索人腦的奧秘作出貢獻。
    這些研究都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了人腦的內部，但人腦內部是如何工作的呢？圖靈明確提出了“圖靈機”模型，而1956年西蒙和紐厄爾“邏輯理論機”（簡稱為LTM）的成功為后來被稱為信息加工學準備的語言和框架。西蒙和紐厄爾認為“邏輯理論機”不僅是計算機智力的有力證明，也是人類認知本質的證明，其系統的關鍵特征是將復雜任務分解成子目標，信息加工被表征為一系列的程序指令，而且啟發式也用于輔助決策（Newell & Simon，1956）。直到1967年，美國著名學家奈瑟爾出版了《認知學》一書，這不僅是第一本冠名為《認知學》的教材，而且它建立了一個新學科的內容范圍，它在信息加工理論框架下，對前人在認知學方面的工作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其突出的貢獻就是發展了諸如運用反應時等間接測量方法來揭示人的內部活動。在奈瑟爾出版了他的著作之后，《認知學》雜志和《認知科學》雜志分別從1970年和1977年開始出版發行。不管是否可以說1956年是認知學的起點，但至今學家都承認，1967年奈瑟爾的《認知學》卻是現代認知學形成的標志。
 
二、認知學的哲學淵源
    認知學的哲學淵源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因為各種哲學思想在其發展中都是相互斗爭又相互交融的。但是從更一般意義上來分析，認知學的哲學淵源首先是經驗主義，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當然，理性主義在糾正和否定行為主義的機械論和還原論過程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學家日益把研究的重點從外顯的行為轉向內部的認知過程，探索內部的認知機制在行為調節中的作用。這些學家接受了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認為認知機制在知識的獲得、儲存和使用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學的任務就是發現存在于刺激和行為反應之間的“認知機制”，探索認知機制的特性和規律。但是認知學依然是經驗主義的。正像社會建構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學家羅姆·哈里(Harre,R)指出的那樣：“這個新的認知主義產生的背景是行為主義的消亡——但是作為一種方法論，行為主義在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理論消亡很久之后仍然存在。”（Harre，1999）。它在許多方面承襲了行為主義，“經驗主義的模式被完整地保留下來”（Kevin，1997）。按照經驗主義取向進行研究的認知學主要是“實證性的”。
 
三、現代學自身的發展和矛盾運動
    認知學是現代學自身發展和矛盾運動的自然結果。具體地說，它與早期實驗學、格式塔學、行為主義學和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都有著密切的繼承關系。
    （一）與早期實驗學的聯系
    自馮特建立實驗學開始,，認知研究才從哲學角度轉向了學角度。馮特從化學的觀點出發，用元素分解的方式研究認知及其它現象，同時，又采取構造主義立場探討各種元素構成各種復合體的方式和規律，并以統覺概念加以概括。 “現代認知學繼承和發展了早期實驗學這一研究傳統，例如，反應時的實驗便是現代認知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葉浩生，1998，p.498）因此，可以說現代認知學是實驗學在推翻行為主義之后向早期實驗學的回歸。
    早期實驗學把主體的直接經驗作為學的研究對象，提倡實驗加內省的方法。認知學在批判和改造的基礎上，繼承了馮特的內省法，提出了“口語報告分析法”或“出聲思考法”（葉浩生，1998，pp.498-499）。
    （二）與格式塔學的聯系
    格式塔學于20世紀初期興起，它是一種反對元素分析而強調整體組織的學體系。格式塔學對知覺、思維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強調完形的組織、結構等原則，認為思維是‘情境的改組’或整個問題情境的‘頓悟’”。
    認知學強調研究的整體性和內部機制，強調對信息的破譯、編碼和整合，重視內部活動之間的相互聯系，采用模擬的方法進行綜合性研究，這與格式塔學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另外，認知學與格式塔學的研究領域比較接近。格式塔學集中于知覺、思維和學習等領域的研究，信息加工學主要是對信息的接收、編碼、存儲等過程的研究，涉及到表征、注意、記憶、問題解決和創造性思維等認知過程的研究。但格式塔學的組織原則主要局限于知覺領域，無法解決人的復雜的意向活動和認知活動。還有，格式塔學一方面強調內部完形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強調現場的直接觀察經驗，難以深入分析直接經驗與內部結構的作用機制。
    （三）與行為主義學的聯系
    從實證學的角度來講，行為主義稱霸于20世紀的前半葉，認知學稱霸于20世紀的后半葉，但前半葉的行為主義內部的中介概念早就在動搖著行為主義的理論并為認知學做準備，認知學是在對行為主義的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又與行為主義有著最密切的聯系。
    行為主義的研究為認知學提供了有效的實驗方法學體系。從方法上，認知學是對行為主義的深化。信息加工學也如行為主義盡可能地使過程的探討保持操作性，以期體現出客觀性。信息加工學在刺激-中間變量-反應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輸入-內部信息加工-輸出這樣一個與計算機的操作相似的研究模式。
    在理論方面看，新行為主義者托爾曼所倡導的目標-對象手段的整體行為觀和帶有認知綜合特征的目的行為主義對信息加工學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認知學家諾爾曼提出了一個以調節系統為核心的信息加工系統，強調行為與認知的整合。
    （四）與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的聯系
    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與信息加工認知學雖屬兩種不同的認知學模式，但它們都在關注人的認知的內部結構或機制，它們是“認知革命”的同盟者。
    皮亞杰受康德的影響，提出了“先天圖式”的概念，并借助于此概念闡述了兒童通過同化和順應不斷發展其認知結構的機制。戰后興起的信息加工學也充分地體現了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思想，認為人的信息加工不是一種簡單的刺激-反應，而是在已有認知結構中的信息選擇、接受、編碼加工、貯存、提取和使用的過程。
    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和信息加工學都表現出對行為主義方法論的改良并表現出完全相似的兼容性。皮亞杰用相互作用的S?R 公式來代替簡單的STR單向活動模式，并進一步提出了STATTR公式，認為刺激是被納入同化結構而引起反應的。信息加工學則提出輸入T內部信息加工 T輸出的模式。可見，這兩個學派在許多理論問題上有相似之處。但是，皮亞杰更多地受到生物學機能主義的影響，信息加工學則更受計算機功能類比的啟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認知學發展模式。
    總而言之，信息加工學的誕生首先是在行為主義統治下的美國學內部發生的，但它也受到來自包括美國之外的多種學理論的影響。
 
四、相關學科的研究和社會需要的影響
    20世紀上半葉科學技術的成果為更深入、更復雜的認知研究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而相關學科與理論研究也為認知研究提供了思想或隱喻，甚至表述語言，這主要包括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等。此外，信息加工學的發生與發展還受到當時社會需要的巨大推動，特別是與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有關的人因學研究的需要。
    （一）語言學的影響
    斯金納在其著作《言語行為》中完全采用行為主義的觀點解釋了兒童語言獲得過程（Skinner，1957）。但是斯金納的觀點并不能為語言學家所接受，喬姆斯基發表了一篇詳細的、措辭嚴厲的批判性評論，對斯金納的主張打擊很大（Chomsky，1959）。
    喬姆斯基認為人的語言中含有很多創造性的成份，沒有一個人有可能通過學習獲得所有的語言中的內容，其中有很多是他自己在實踐中創造和發展的 (Chomsky，1959)。喬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轉換生成語法理論。此外，他還認為人的語言能力主要是天賦的，正因為這樣人才能在語言關鍵期的幾年中使母語的聽說能力獲得迅速發展（葉浩生，502，p.502）。喬姆斯基的理論和批判充分暴露了行為主義的弱點，對信息加工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人因學及相關理論研究的影響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科技的迅速發展使人們面臨著信息膨脹的局面，而且戰爭的需要推動了信息論、控制論、信號檢測等理論的發展，如何提高人對信息處理的能力就成為一個緊迫的社會需要。
    信息論的研究開始于英國科學家香農（C.E.Shannon），他把通訊看作是信息在有噪音的通道中進行傳遞的過程，他發展了一套關于通訊的數學理論，稱為信息論。根據這一理論，非但雷達等電子設備可以被看作是信息發出、轉換和接收的設備，人也可以被認為是信息處理器。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布魯德本特開始運用信息加工觀點來處理人的知覺和注意以及信息通道等學問題，顯然這一研究是屬于認知學范疇的。他的研究開創了信息論在學中應用的先例。
    （三）計算機科學或人工智能研究的影響
    計算機科學對于信息加工理論的形成不僅提供了技術工具和描述性的語言，而且提供了有關計算理論方面的基礎。可以說計算機科學對信息加工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圖靈的工作對于人們怎樣對智能進行分析和研究，其影響是巨大的。人工智能研究的實現有一個最起碼的條件，那就是要盡可能地了解人的智能結構和作用方式，因此他們在進行人工智能程序的開發過程中，對人如何解決問題的過程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他們使用“口語報告分析法”記錄和分析了國際象棋大師、簡單幾何問題解決者、密碼算術題解決者的口語報告材料，據此提出了產生式問題解決理論，并發展和使用了信息加工語言。隨著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多地把人腦和計算機進行類比，大量的計算機科學中的術語進入了學研究的領域。人們可以用儲存器、緩沖器、信息儲存、信息提取等概念來描寫人的認知，人們開始借鑒機器智能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的智能。從六十年代后期開始，信息加工認知學逐步成為學發展中的主流。